我很幸运，除了高耀洁老人外，我还认识了一个姓邵的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他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教书，也喜欢文学。他看到了我的小说《日光流年》，然后在国外讲课时就引用我小说里关于疾病问题的内容。

　　后来邵先生来中国时和我谈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小说里的疾病是虚构的，你想真正了解中国的疾病，还有中国医疗制度问题，你可以到农村去走一走，同时去了解一些艾滋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邵先生就去了河南农村。邵先生到病区了解了很多情况，后来就几乎成了艾滋病的专业医疗工作者，基本上有一半时间就待在中原的艾滋病村里，指导病人治疗、吃药，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邵先生每次回北京，我们都会见面，接下来，我的《受活》已经写完，去艾滋病村的许多条件也已具备，我就和他一起进驻艾滋病区。我们所选的一个重点村，就是当年我在高耀洁老人家里她给我介绍过的一个平原上的村庄，这个村离我原来当兵的地方较近，考虑到在那里我有不少朋友，如果我俩在村里有点什么不测之时，可以找朋友“关照”一下。就这样，那个村成了我们的一个“点”。那个村有八九百口人，1990年代末出现艾滋病，2000年开始爆发，3年内已经死了三四十个人。

　　邵先生去艾滋病病区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而我是他的助手。我们去艾滋病病区是以行医为名进行的，病人和地方政府非常欢迎，至今那里的人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也不知道邵先生是个华裔。

　　我记得第一次去那个艾滋病村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头的棺材铺。棺材铺就是两间破瓦房，土坯墙上用白石灰水写着巨大的“卖棺材”3个字。棺材铺后的庄稼地里有一片坟墓，穿过这片有坟墓的庄稼地进入村庄，看到村里门户上的白色对联，当时我内心的惊异和震撼，今天完全无法用文字描绘。

　　我就只去过这么一个村庄，当然，也许这个村庄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不代表中原，更不代表整个中国。

　　为了明白最真实、最细微的情况，我们进艾滋病病区的时候，不带照相机，不拿笔，不做任何采访。说白了，就是进去感受，希望去为他们做些事情。在村里，除了关于艾滋病的医疗防治问题，我们不主动和他们谈他们不愿说的任何事情。村里有“驻队工作组”，看我们谈的都是医疗问题，就对我们比较放心，最后也就不再和我们“寸步不离”了。

　　邵先生是个很受病人欢迎的人，他一出现，就有十几个病人围上来问这问那。然后我们就一个病号一个病号地谈，鼓励他们有症状的去检查，已经检查过明确有病的，就千方百计让他们吃药。

　　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吃药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谓“鸡尾酒疗法”，就是3种药混合、调和来吃，这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前3个月完全和癌症化疗一样，吃药后患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从精神到肉体都非常痛苦。但再难受也得吃，因为患者这时候要是把药停下来，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甚至会加速死亡。如果坚持下来，渡过这3个月的难关，会进入一种平稳期，病情会相应得到一定的控制。

　　另外就是把病号组织起来，给他们办班，由邵先生讲授艾滋病的预防、医治的常识。

　　高耀洁、邵先生给我讲了很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知道只有3种途径才会感染到。一种是血液传染，如共同使用针头，这个比例很高，在96％－97％，第二种就是性关系传染，在2％左右，剩下的才是第三种的母婴传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传染途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医学，不要过分惊恐。

　　我们是每天吃完早饭，打两块钱的“嘭嘭车”到村里，白天在这个村庄里做事，中午有时在患者家里吃饭，有时在路边店里吃饭，晚上再回到小旅馆里住。

　　虽然也有患者家庭留我们住在他们家，但你真正住进来，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吃饭时候，你看他们端出来的都是家常便饭，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精心的招待了。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是河南人，我非常了解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