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我先后去了7次这个村子。在村里，我们一呆就是几天，时间一长，患者们就非常信任我们，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家人、邻人、村人，会给我们讲很多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她恨丈夫，恨这个家庭，恨这个村庄，甚至恨这个社会”

　　除了艾滋病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村庄有病没病的人，几乎都有心理疾病，而且非常严重。

　　有艾滋病的人，毫无疑问，心理上有很多压力，精神上也非常痛苦，人像是没有了魂一样，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机。没艾滋病的人，整日面对眼前的灾难，也许要承受比病人更大的压力。

　　有一对新婚夫妻，后来有一方患病，这对夫妻基本上就没有性生活了，长期下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生活就起了变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互不关心。

　　还有一个家庭，孩子才两岁，女的高中毕业，身高一米七十，长得很漂亮，男的有病，两个人感情还好，日常生活也过得去。但有一天，女的突然把我拉到边上，告诉我他们虽然年轻，但家里生活特别“不和谐”，说他们“不敢那样”了。这时候你就要给她做工作，解释性生活在艾滋病人中的必要和防范措施。

　　再比如还有一个3口之家，因为男的是艾滋病患者，女的是健康人，但这个女的嫁给他以后就感染上艾滋病毒。这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男的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才娶了她(当然，也存在一种现象，一家男孩子有病了，这家人和这个村庄会不约而同地隐瞒真相，形成共谋，让他把没病的媳妇娶回村里来迅速怀孕，以传宗接代)。结婚后，女的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精神上一下垮了，她恨丈夫，恨这个家庭，恨这个村庄，甚至恨这个社会。从此她就家务活、地里活什么都不干，每天摔盘子摔碗，骂男的，仇视公婆。男的整天在家低着头，话都不敢说。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你再后悔、逃避也不是办法。这样的心理疾病你说怎么办？你得不停地、千方百计地劝说。

　　生理上的病可怕，精神上的病更可怕，心中有了艾滋病才最为可怕。

　　以我们的眼光和标准去看，他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主要特点有这么几种：

　　一是有病的男人一般都不会再像他们没病时那么勤快。他们都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用当地的话说：“坐吃等死了。”而那些有病的女人，一般却还要照常承担起全部家务，承受着更重的精神负担和生活负担。

　　二是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无论是父母一人有病，还是双方有病，只要孩子还在读书，他们就会觉得生活还有一线生机，他们把生命和未来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结果给孩子造成巨大压力。比如，村里有这样一个家庭，父母都是艾滋病人，但两个女儿学习都很好，老二甚至因为学习好，学校还不让她升级，做家长的工作，让这个姑娘在学校多蹲了一年，理由是她每次考试都是全乡第一，她一升学走了，这个学校再参加乡里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比就拿不到名次了。事情虽然荒诞，但孩子给这个家庭提供了巨大的活着的精神支柱。在他们家里，你谈什么他们都没有兴趣，没有笑脸，可当说起孩子的成绩时，父母的脸上会有少见的光泽。但因为要供孩子读书，这个家庭生活的负担就会很重，父母不得不去干那些没病时都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可是，你跟孩子们谈到学习时，她们没有笑容，只有眼泪。

　　第三，虽然村里长年累月、日日夜夜弥漫着死亡的阴影，但他们对生命、生活所表现的留恋和爱，却非我们所能理解。如村里有个60多岁的“赤脚医生”，他是村里惟一懂点艾滋病知识的人，所有病人都依赖于他。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对村里部分人员的艾滋病普查结果显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比例高得惊人，为了不让村里陷入混乱，“赤脚医生”没有把染病的40多个名单一次性全部公布，而是分批公布。第一次公布了十几个。公布名单是在一天的黄昏，落日时分，名单公布后，村里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后，村里忽然又一片寂静，无声无息，就像人都突然消失了一样。这个医生告诉我们，到了第二天，人们就该干啥就去干啥了，烧饭、种地、带孩子，一切从表面上看，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样子，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更为奇特的是，第二天过去，那些检查了还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竟不约而同地都不再去医生家里询问自己的检查结果了。有人要问，也会在白天或半夜，村里没人时去医生家里问。在得知自己有病后，他们显得异常冷静，不哭，不闹，甚至不让邻人知道，依然如故地下地劳动，依然如故地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这就是农民们在面对灾难、死亡最初的反应，是他们对生命、生活所表现的不同方式的爱。当然，被死亡和灾难折磨久了，他们另一方面的东西又会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比如人性中可怕的阴影和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