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珍极为无辜地表示，她只卖过4次血，而且都在干净的人民医院里。但她的说法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谁也不能保证，干净的人民医院里就不存在艾滋病毒和肮脏器具。

　　6月下旬，现年42岁的河南农妇李宝珍从宁夏来到北京一所三级甲等医院看病。那之前，不间断的发烧与咽痛症状迫使她过着长达半年的辗转求医生活，有许多医生看过她的病，但都没有给出结果。如今，确定无疑的是，她的预期寿命只有半年时间。

　　“她是我们建院以来接诊的第四例艾滋病人，而且是带着明显症状来的。”主治医生朱小常说。医院对症用药以减轻她的痛苦，但由于并不是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定点医院，他们需要马上将她转走，以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意外。经济条件的窘迫使李宝珍无法在北京接受昂贵的治疗，她只能选择独身一人悄悄回到河南老家。

　　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由于主要实行的是户籍属地优惠治疗机制，李宝珍根本不可能在河南老家以外任何省份以一个外地户籍病人的身份去享受优惠救助。

　　“我考虑，河南那边的艾滋病救治体系应该是比较健全的，她理应能够获得更合适的优惠治疗。”朱小常说。但返回老家，无异于让李宝珍重新陷入旧时的噩梦之中去。

　　卖血经历让李宝珍患上了艾滋病。但去年冬天，她开始犯病前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病。在中国，血液对于艾滋病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波助澜作用，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以至最终丧命的占有极大比例。“血浆经济”的兴起造成了艾滋病的大面积蔓延和扩散。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使中国的局部省份开始出现血液交易市场，有一些基层政府公开设立血站，鼓动人们有偿卖血，这使许多贫困的人此后成为职业卖血者，而另有一些人则受利益驱使和影响，以间歇性出卖血液改善物质环境。

　　在艾滋病毒最初风行的年代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显然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李宝珍极为无辜地表示，她只卖过4次血，而且都在干净的人民医院里。但她的说法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谁也不能保证，干净的人民医院里就不存在艾滋病毒和肮脏器具。

　　“卫生系统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缺德。”79岁的高耀洁医生对一些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救治方面的不作为和隐瞒表示愤慨。从1995年开始，高耀洁用了11年时间在中国底层奔忙，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无偿自费的艾滋病教育和拯救工作。

　　中国需要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艾滋病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医学专家和一些机构警告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数已居亚洲第二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许多普通人群面临着扩散威胁。但是在最初，一些应付式的消极措施使中国丧失了先机。

　　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表示，从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出现一直到2003年非典结束，18年间我们一度对艾滋病采取了轻视的态度。

　　如何摆脱艾滋病的纠缠

　　几乎每个艾滋病人在卫生系统面前都面临压力。一些病人表示，他们为了治病已经一贫如洗，但却不知道国家有免费政策，甚至还会遭到医务人员或部门的歧视。
中国为什么会浪费18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