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事业屡遭重创以后，2000年秋，我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园广州。六十五岁的父亲步履蹒跚，头发几乎全白了，母亲的遗像也已经发黄。我为自己多年以来没能孝顺父母感到万分愧疚，决心重新开始创业，给父亲营造一个富足的晚年。

　　然而事与愿违，归家不到一个月，我连日高烧，疲乏不堪，咳嗽不止，进食非常困难，身上皮肤一片片溃烂。经过反复检验证实，我已被艾滋病病毒严重侵蚀了血脉。那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极其昂贵，每月得花上万元。我顿时万念俱灰，暗自打算悄然出走寻死。

　　父亲终于发现了我的病情，他毫不犹豫拿出几十年来节衣缩食攒下来的七万块钱，让我到北京佑安医院治疗。在北京佑安医院的爱心家园，在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精心照料下，我度过了危险期，身心渐渐康复。出院时，虽然我的CD4从入院时的19仅上升到了52，仍处于低于100的危险区域，身体抵抗力依然非常差，但我的精神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昂贵的鸡尾酒◇

　　出院返家的第一天，父亲特意做了我最喜爱的菜肴，看着我狼吞虎咽，他含着眼泪笑了。

　　晚饭后，父亲拿出他的存折，说：“你收好，需要的时候自己去取钱。”

　　我打开存折看，只剩三万来块钱，一阵失落：父亲攒的钱让我花了一半多，所剩无几了。我湿了眼眶，“钱都给了我，您呢？”

　　父亲表现得很轻松，“一个月两千元退休金，足够我们父子日常开销了。”

　　为了避免细菌感染，我整日留在家中，定时服药。两个星期下来，我的体能增强不少，手脚恢复灵便。我计算着康复的日子，企盼尽快工作以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

　　我能够帮着父亲干家务活了，他买菜，我做饭洗碗，我抹桌椅，他拖地板，父子俩分工合作。空闲时，我们一起坐到客厅里看书看电视，或者翻阅各种报纸杂志，搜寻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

　　一天，父亲焦虑地问：“你还剩多长时间的药？”我说：“还有一个月，不用急。”我在撒谎，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实际上，我只剩五天的鸡尾酒药品了。眼看着药片一天比一天少，我的心跳的越来越紧张，我知道现在停药意味着什么：又回到治疗前的状况，又一次迈向死亡。我的信心也一天天丧失。

　　到药片终结的那天，我几乎崩溃了。发病时的痛楚，太恐怖，太深刻，想起那些苦不堪言的症状，想起那个高烧寒战的夜晚，我不寒而栗，再一次陷入绝望的境界。

　　就在这天上午，我收到了佑安医院徐莲芝教授的来信。她估算着我用药的日子，替我联系了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将按零售价的八五折卖给我鸡尾酒药品。

　　我站在楼下的信箱旁看完这封信，心里说不清是喜是悲。一方面，我感激徐教授，百忙当中为我这陌路相逢的病人费尽思量；另一方面，六千多元，虽然比正常价格降低了一千多，可一个月的药量仍需六千多元，父亲的剩余存款买不了半年的药。

　　我揩干悄然而下的泪水，把信揣在裤兜里，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上楼对着父亲强颜欢笑。回到自己房间，马上将信塞进抽屉底。父亲的存折就在抽屉里面，我双手发抖不敢碰。父亲身体病弱，万一发生什么事，手头还得有些钱。

　　黑幕重新蒙蔽我的心窗，恐惧，烦躁，让我疯狂。停药十来天，我极力压制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为了一点小事，我居然冲父亲大发雷霆。等我发觉自己不对劲，已经晚了。

　　父亲默不作响，一直等我平静下来，才问：“文思，是不是药用完了？”我哑口无言。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钱就在你手里，你干吗不用？”

　　我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我想给您留着。现在停药和几个月后停药不是一样吗？”

　　父亲抽出纸巾给我擦脸，“你眼看就要好起来了，这紧要关头断药，岂不是前功尽弃？！赶紧买药吧！”

　　再度定时吃药，我很快找回良好的感觉，身体的康复重新纳入正轨。随着身体状况好转，我重入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发了好几封求职信。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药瓶又变空了，看着存折里那所剩无几的存款，我再也不愿去动用这些父亲的血汗钱了。

　　我要工作，但工资有可能抵得了高昂的药费吗？！停药的一天终于来到，我的心跳得很快，整晚的失眠。我焦急地等候面试通知，但没有在父亲面前有任何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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