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孩子们开心的笑脸出现在广州各大书店里。面对几十年不变的童话集、越来越豪华的《十万个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悬疑、玄幻，过分早熟的所谓青春文学，大人们对出版界的滥俗多有微词，但也仅仅是微词而已。据说，目前中国只有7%到9%的作家在为孩子写作，所以，不论从作者还是读者角度来说，书市还是由大人读者来支撑。 
　　最近，一位艾滋病女大学生勇敢地走到媒体面前，艾滋病人生存状况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而高耀洁可能是个已经过时的人物———在感动过中国之后，她的故事可能很难再引起受众的兴趣了。在前不久的第十五届全国书市上，《中国艾滋病调查》仅仅签售了百余册，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高耀洁可能不再是明星了。这样一本书的市场前景如何，让人颇为担心。不过，在广州的大书店里，这本书正出人意料地热卖着。或许每个人都应该想想，应该真正细细体味高耀洁的人格魅力，理解她写这样一本书的苦心。

　　另一本值得一说的热销书是是同样带有纪实色彩《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作为惟一常驻加沙的中国女记者，周轶君接触了大量当地人物和风情，与阿拉法特、亚辛、阿巴斯等有多次接触。周轶君说，她在巴以地区工作近两年的真实状态：一个“我”在风口浪尖拼抢新闻，另一个“我”则在暗影里偷生。前一种很容易理解，后一种是什么状态，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

　　如今是“速食”的年代，厚书已无人爱。但朱德庸的漫画越出越厚，读者依然趋之若骛。“如果你抢银行的话，判刑20年，如果你不抢银行的话，就判你坐30年的办公桌。”———冲这句话，《关于上班这件事》收买了所有员工，让占人群极少数的老板远远走开。

　　这样叫好同时也叫座的书并不多，特别是那些在文化界倍受好评的书，在书店里都会稍显落寞。史景迁的史学著作正遭遇这样的命运。这也难怪，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或媒体时代。一位读者在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和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之间选择谁，应该是很明确的。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一般的中国读者已经失去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热情，对生活在娱乐中的人来说，史景迁的书毕竟不如《故事会》里的故事通俗易懂。这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但却是基本的现实。像前些年黄仁宇历史著作的大量引入一样，这次史景迁的代表作，也是批量地被移译成中文。不过，史景迁是不是也能像黄仁宇一样幸运，就要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