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相信铅字，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的变化，似乎变得名正言顺了。这就象"五四"的狂飙一样，唯有到30年代以后，才会有人静心坐下来啃学问。

　　但是，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不容质疑。从1985年到1989年，凡是思想敏感的人，心里都象揣着个原子弹，恨不能赶快摔向一个什幺靶子。于是《性解放宣言》这样的文章居然也得以发表，尽管它根本就说不清要解放什幺；又要解放到哪里去。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宣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无疑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这就象鲁迅预言的：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人之所想，莫过其言。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不那幺贬义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家儿（傍肩儿？）"和"情人"。过去带有粗俗色彩的"上床"和"睡觉"，变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然后又变成了极富有情感的"做爱"和"亲热"。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品"一词，在一些人那里被叫做"毛片儿"，是没有删节过的意思，已经没有贬义；另一些人则称为"带劲的"，全然是褒义词了。几乎可以说，1985年以来，当你听到一个人用什幺样的词汇来谈论性现象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知道他（她）的基本性观念是什幺，又属于社会上的哪个阶层。

　　当然，那时的中国人基本上还是想的多，做的少。好几位研究者的不同调查都表明：虽然宽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已经非常多，甚至超过了半数，但是自己真正这样做过的人却要少得多，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反对这些变化的，大有人在。他们在解决了政治上的麻烦以后，在1992年之前也成功地使这些性方面的变化进入了"不应期"。再加上人们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仔细想想：我到底想要什幺？

　　本来，这会把80年代的一切都一风吹的。可是……

　　1992年大潮再起以后，人们终于开始学会以自己为单位，去参与中国的性文化。80年代的阵营瓦解了，但是个人与个人的不约而同却又汇聚出新的流向……

　　1992年以来，相当多的人是报着赶末班车的心态投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但是在性观念方面，80年代那种鲜明的对垒已经很难再看到了。呼吁观念更新的人和反对性自由化的人同样越来越少。这并不是由于有什幺人来压制，而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在性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个体化，已经越来越难于用任何大一统的理论来加以解释了，更没有多少人乐意倾听任何一种振臂高呼。不是中国人庸俗了，而是急剧地分化了。不是人们的性观念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性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人们的个体选择和私人行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利益来行动，而不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大众性观念。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幺在90年代的中国人里，两个新的现象成为了"问题"：

　　一、"社会丑恶现象"

　　就性问题而言，80年代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婚前、婚外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这，当然不可避免地把爱情问题也牵扯进来。但是1992年起，一种跟爱情，跟婚姻都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性问题时的热点。那就是嫖娼卖淫，以及作为其延伸内容的"傍大款"、"养小蜜"和纳妾。

　　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嫖娼卖淫都随着性革命而日益衰微（其鼎盛期是19世纪下半叶，而性革命实际上大大压缩了娼妓的市场），而我们在为性解放而争吵了10年以后，却眼看着这种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但一直是发展中的行业，在中国昌盛起来。一年又一年，警方抓获的涉足者越来越多。这究竟是战果，还是癌扩散？结果，我们在90年代里，不得不来讨论（尽管在传媒中看不到）：该怎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