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也有性学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性革命”正处于美国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绥铭并不赞成这样横向比较。，他说：“可以说，我们和美国的不可比性要远远大于可比性。如我们通过‘独生子女’政策迅速实现了性生活与生育的相对分离，这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我国的婚姻革命却始终难及美国。”此外，“性革命”在美国和反战、反传统、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等融合在一起，更具叛逆色彩。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翻版。

　　潘绥铭强调，当前，“包二奶”、“傍大款”等现象与性革命同时出现，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性革命的认知与评价。许多人把性革命简单地混同于“性放纵”，却忘记了这样一点：现在我们所痛恨的大多数性方面的“丑恶现象”，其实是一种倒退，如“强迫女性加入性产业”等，这在中国古已有之，“包二奶”其实是古人们纳妾的翻版，这并不能说完全是“性革命”的过错。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在美国，借“性革命”之风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离婚高潮，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因此，在享受“性革命”带来的宽容和解放时，我们也应理智地对待它：首先要实现自由选择，其次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正如潘绥铭所说，当我们真的达到了“和谐社会”，那其中一定包含着“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们美好的日常生活”这一内容。